徐學謨皺眉道：“大司徒此言看似合理，但凡事未必有這般順利。例如那水利修與不修未必能影響如此大的產量，而‘僱工百人’之所費也恐怕需要許多年才能回本，更別說水利一事並非一勞永逸，極可能還要長期維護才能確保使用，如此則成本更高。
況且，大司徒以此做比者，乃是此次爲驛站改革所新設之官員，而驛站所賺之錢財並非出自海外，乃是出自我大明本國，即出自天下百姓之錢囊也。因此，無論大司徒如何粉飾，總改不了朝廷從百姓口袋裏掏錢這一事實，對麼？”
高務實淡淡一笑，道：“大宗伯禮法或稱熟稔，但看來並不太關心理財。本部堂此前那道《取用疏》，不知大宗伯是否看過？那道疏文全稱叫做《稅者取之於民而用之於民疏》，其中不僅有義利之辨的論述，亦有‘爲何徵稅’之論。
在此疏之中，本部堂便曾說過：‘其爲稅者，既非朝廷所有，亦非陛下所有，此財取之於民而用之於民。君上代天牧民，臣等襄佐君上。
稅用於君者，只爲使君上切實牧民，不受用度掣肘；稅用於臣等，只爲使臣等切實佐君，不受喫穿所迫。粒米半黍，一針一線，皆爲牧民養民之所用，言何苛政？’
如今爲驛站改革設些新官，看似朝廷需花些銀子，但原本朝廷每年需在驛站之上花費多少？雖則這些錢原是地方所花，但地方之銀難道便是憑空得來的麼？歸根結底，這筆錢原先也是出自百姓之錢囊。”
徐學謨搖頭道：“既然改來改去都是百姓花錢，那還改什麼呢？”
“大宗伯謬矣。”高務實連連擺手，道：“原先朝廷養着驛站，驛站所費是地方從百姓手中徵得，但驛站不爲百姓服務，朝廷徒費錢糧卻未能使百姓獲得便利。
如今革新之後，驛站對民間開放服務，雖然要收取一定費用，但任何百姓都能自行決定是否使用驛站。這也就意味着，如果百姓認爲通過驛站郵傳信件或運送貨物並不划算，他們自然不會使用。
反之，既然使用，則必然是因爲物有所值，雙方皆大歡喜。此所謂雙贏也，大宗伯何言‘還改什麼’？”
徐學謨一時語塞，想不出如何回答，只好沉默下來。
刑部尚書舒化此時正在抱恙，精神不濟，加上此事與他刑部關係不大，因此直到此時也沒有要議論的意思。而工部尚書石星卻忍不住道：“大司徒此前以水利設施使田地增產而舉例，但此時所議之事卻與增產何干？如寄信也好，運貨也罷，與生產毫無關係，則在天下言，天才之財未變，而百姓之財卻爲朝廷所賺，豈不仍是與民爭利？”
此二府所距雖遠，因忠天子事，故當自行挑選合用之石，遣人千里北運，所費如何皆不足論也。然去年戶部收了財權，今年聞之此事，便不曾按此舊制執行，而是出資委託南京戶部(注：因爲南直隸直屬於南京六部管轄)於太湖二府購入石料，以最爲廉價之海運託送抵達天津，再僱生產建設兵團代爲運抵天壽山。
後來戶部算了算，光是運送這批石料，今年所費便比以往歷代先帝時皆便宜許多。就其均價而言，約莫只有以往四成左右，省下了兩萬三千餘兩銀子。由此可見，合適的運輸體系雖然不見得增產，但足以減耗。
大司空，所謂財政一道，無非開源與節流，開源固然有利，那節流難道就不算有利了？”
石星此人自出仕以來，先在行人司，後在六科獲罪貶爲民，起復之後不久改尚寶司，轉大理寺，又轉南京太僕寺，升左僉都御史、左府都御史協理院事，再升兵部左侍郎，最後改投心學派，當上了工部尚書。
在他這一長串任職裏頭，基本上沒有和財政打交道的，故高務實一旦直接“就事論事”，他也有些措手不及，一時不知該如何反駁。
六部尚書裏頭，禮部尚書徐學謨和工部尚書石星兩位是正經的心學派人，舒化雖然也算心學出身，但他一來身體不好，二來作爲刑部尚書很難在這些事情上發聲，因此他打定主意不插手這事，自然也就沒有打算議論什麼。
旁邊閣老一桌離得很近，剛纔高務實雖然談不上舌戰羣儒，但已經把兩位心學尚書說得理屈詞窮，申時行與王錫爵都忍不住皺眉。兩位相公互相看了一眼，知道只能親自出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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