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曆三十年十一月甲申：起都察院右都御史蹇達總督薊、遼、保定等處軍務，兼理糧餉，經略御倭；右僉都御史戶應元巡撫浙江等處地方，提督軍務。(《神宗實錄》)
當然《明史》也有其他的記載，如萬曆二十六年六月丙子：巡撫天津僉都御史萬世德經略朝鮮。
在以上這些可以看到，工部侍郎也可以就任“經略”一職，因此“經略”的實際最低“標配”大概可以看做是侍郎。換句話說，就是六部堂上官及以上的大臣即可以在皇帝認爲有需要的情況下出任“經略”。
而明史中提到的楊鎬，則是在萬曆四十六年閏四月庚申：起升楊鎬爲兵部左侍郎兼右僉都御史，經略遼東。（《神宗實錄》)
從字面上來理解，楊鎬的實際職務是兵部左侍郎兼右僉都御史，負責“經略遼東”，“經略”在這裏當成動詞來理解更爲合適。
這樣理解並沒有問題，比如說有些時候，總督和經略都常常作爲動詞混淆在一起使用。如《明史》記載，萬曆二十二十五年春正月丙辰：朝鮮使來請援。二月丙寅，複議徵倭。丙子，前都督同知麻貴爲備倭總兵官，統南北諸軍。三月乙巳，山東右參政楊鎬爲僉都御史，經略朝鮮軍務。己未，兵部侍郎邢玠爲尚書，總督薊、遼、保定軍務，經略御倭。
咦？這裏的邢玠就更有意思了，他是以兵部侍郎的身份既擔任了總督，又擔任了經略。
那麼綜上所述，“經略”這個事職實在是非常籠統、模糊，定義十分不明確。皇帝以手諭形式向內閣“詢問”這個“經略”到底算什麼、是什麼，實際上是反將一軍：
你們說朕給的權力太過了，但經略本來就是皇帝臨時委任的事職，給多少權力是從任務本身的重要性和完成任務所需的權力來綜合衡量的，作爲大明立國二百多年以來針對蒙古的“最後一戰”，那是何等的茲事體大！朕給予“蒙元經略”超出以往各經略的權力有什麼不對？
這四問，或者說這一問，着實是把衆閣老給問住了。倒不是說找不到話來回答，而是無論怎麼回答都很難把這話說得滴水不漏。
文官重不重要？在閣老們看來當然無比重要，完全是大是大非方面的政治正確。然而，皇帝的意思也沒錯啊，消滅蒙元對於大明而言同樣是不折不扣的政治正確，誰敢反對這個觀點，去孝陵或者長陵面前享受凌遲待遇應該是很合適的。
既然無法做出比較性、選擇性的回答，因此內閣只好運用“答題技巧”，避免談論“哪個更重要”，反而轉移關注點，開始討論“經略”這個職務是否需要明確定義，以及如果需要則該如何定義，甚至還要討論事職與經制官之間的關係該不該做出某些改變。
面對這樣一個棘手的問題，無論是心學派的申時行、王錫爵，還是實學派高黨的吳兌、梁夢龍都不打算“搶答”，最後居然是王家屏先開口了。
王家屏的風格一如既往，有事說事毫不含糊，旗幟鮮明地表示反對將經略這個不常設的事職做出根本性的改變。
他的理由並不複雜，就是說經略一職乃是因事而設，國家哪裏出了比較嚴重的事務需要有方面大員臨時坐鎮，那麼就設置一個專門的“經略”，事畢即罷。這樣做的好處很明顯：經略一般權力很大，臨時設置也就罷了，萬一常設，誰來監督他，誰來制衡他啊？
王家屏的立場一貫比較中立，甚至相對來說他對實學派還有些許傾向，這話說出來雖然是針對了高務實，但本質上的確不是針對高務實這個具體的人去的，這一點連吳兌和梁夢龍都很清楚，因此兩人也沒有跳出來反駁，而是打算等等，先看申元輔怎麼回答。
誰知道申元輔還沒回答，許次輔居然很少見的主動摻和了進來，明確表示贊同王家屏的意見。他認爲經略因事而設、事畢則罷的機制非常好，不僅可以靈活處理各種因爲意外而發生、根本不可預料的大麻煩，而且不會導致結構性的權力失衡，從而避免給國家帶來隱患。
申次輔意味深長地表示，諸公還是要就事論事，不要動不動就無限拔高——比如說當前這個問題其實也沒那麼複雜嘛，只要搞明白一件事就好：欲打贏此仗，真的需要經略擁有斬殺前線文官的權力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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