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不怎麼說成功的政治家都彷彿學過犯罪心理學一樣呢，因爲在政治家的眼中，另一個政治人物無論做了什麼、說了什麼，首先需要思考的都是對方的動機。
許國的動機並不難猜。他和沈鯉的同盟雖然也稱得上實學派內的一方勢力，但畢竟依靠的只是他們兩位招牌人物，兩人手底下的得力干將着實太少。錯非兩人都身居高位，否則斷然不能與高務實手下三屆首輔之餘蔭相抗衡。
更何況除了三首輔餘蔭，高務實也早已展現出他的文武全才，在九邊武將之中的名望舉世無雙。除非朝廷已經安逸得毫無邊患，否則他在皇上心目中的地位絕不會動搖。
在這樣的情況下，許次輔作爲實學派內部的另一派，不可能指望打倒高務實，而只能寄希望於不讓高務實的權力地位繼續膨脹。因此，他跳出來說這番話必然是不願意見到蒙元經略的職權太過膨脹。
吳兌立刻發話了，輕咳一聲，慢條斯理地道：“次輔所言極是，就事論事纔是正理。不過依我看，眼下的問題倒並不在蒙元經略這個事職的權力邊界之上，而是尚方劍的權力是否該有限制……若諸公以爲當有，又是因何道理。”
許國一聽便有些皺眉，心裏有些懷疑吳兌的用意：莫非你想說皇權不可限？
但仔細想想，又覺得吳兌應該不會這樣無視“原則”——你也是個文官，皇權要不要限制、可不可以限制，難道你不知道？大明的皇權這兩百年來不正是我們文官一直在努力限制的？只不過這話不能明說罷了，畢竟皇帝本身就是“天”的具象化，在道理上是不可違背、至高無上的。
不過即便如此，代表皇帝的尚方劍是否也意味着享有全部的皇權，這一點就很值得商榷了，畢竟那只是皇帝賜予的一把劍，不僅效用有時限，行使權力的覆蓋面也有規定範疇，那麼其代表的皇權本身也自然是不完整的。
在場諸位都是飽學之士，“尚方”的來歷他們個個都是清楚的。所謂“尚方”，昔日原是皇宮裏掌管皇帝和皇室貴族衣、食、住、行、用具的官署“少府”轄管的一個部門，負責官員稱“尚方令”(不是尚書令)，專門掌管皇帝御用刀劍之類器物。
該機構始於戰國，秦漢以後相沿，《後漢書》中就有“尚方令一人，六百石”的記載。可見所謂尚方劍、尚方寶劍，就是從皇宮裏鑄造出來的上等寶劍。這種劍平時藏在尚方，用料精選，做工講究，繪有龍鳳圖案，鋒利無比，一劍出鞘，可以立斃騾馬性命，故漢代稱“尚方斬馬劍”。
據《漢書·朱雲傳》記載，朱雲曾上書皇帝：“臣願賜尚方斬馬劍，斷佞臣一人以厲其餘。”這段史料說的是漢成帝的老師、丞相、安昌侯張禹貪贓枉法，廣佔良田、欺壓百姓，朱雲請求皇帝賜下尚方斬馬劍斬殺張禹，以收殺一儆百的功效。
不過這事沒成，成帝認爲他是以下犯上，一怒之下吩咐侍衛把朱雲拖出去斬首。朱雲死抱皇宮欄杆不放，侍衛用力過猛，居然把他和欄杆一起扯斷。幸虧當時旁邊有正直官員爲朱雲說好話，這才免去殺身之禍。而“朱雲折欄”便成爲忠臣敢諫的成語典故。
由此可見，尚方劍在兩漢時是不會被輕易賜用的。《後漢書·蔡倫傳》也記載，帝令中常侍蔡倫(就是改進造紙術那位)升官尚方令，監製尚方劍。而蔡倫後來還說過“御用之器，臣庶不得私用”等話。
到了北宋，趙匡胤黃袍加身，奪取後周政權後，開始施行尚方劍特權，賦予少數高級將領“如朕親臨，違法專殺”的權力。據宋《武經備要》記載：“本朝之制，大將每出討，皆給御劍自隨，有犯令者，聽其專殺。”
不止是宋，遼、金二朝也都有過運用賜劍專殺權的事例，不過多在軍政領域，主要是爲了解決武將外出征戰過程中，距離京師朝廷遠，每事奏請，恐失戰機的實際問題，這也是“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由來。
但宋、元之前皇帝對尚方寶劍秉持慎用、軍用的準則，武將的專殺權力也受到一定的限制。如《宋史·陳執中傳》中就講，趙匡胤賜大將曹彬尚方劍時吩咐：“副將以下，不聽命者可斬”。
後世拍電視劇，最先出名的大概就是青天大老爺包拯，但其實宋代在司法領域並不使用“尚方劍”，或者說專誅特權。
開封府尹包拯斷案理刑用的是龍頭鍘、虎頭鍘、狗頭鍘，分別處置違法亂紀的皇親國戚、貪官污吏和地痞惡霸。而電視劇中又說開封府尹包公就有一把“上斬昏君、下斬佞臣”的尚方寶劍，這顯然是過度的藝術加工渲染出的結果。
究其根源，大概是由於歷史上確曾有尚方寶劍，加之民衆對清官的無比崇敬和期盼包青天懲惡揚善的心理所致，事實上宋代尚方劍使用並不常見。
元朝時也有尚方寶劍，不過更多是作爲皇權的象徵和賞賜品，且有隆重的授劍儀式。例如元世祖忽必烈在位時，道士張留孫以神奇醫道治癒皇后的病，帝后大悅，尊其爲天師。張留孫固辭不敢當，乃號上卿，命尚方鑄寶劍以賜，建崇真宮於西京，專掌祠事。可見此時尚方劍還沒有廣泛用於國家政務和軍事征伐。
至元七年(1270年)時，四川、陝西發生反抗蒙古的武裝叛亂，中書省臣異常憂慮，“請專戮其尤者以止盜，朝議將從之。”也就是說中書高官官丞相建議授予出征將帥尚方寶劍“專殺”權力來鎮壓盜寇，朝議準備採納。
不過此時翰林學士、侍御史高鳴提出反對意見。他認爲：元制令天下上報死囚犯，必須報批才準行刑，這是慎重用刑、顧惜民生的做法。現在如果聽從中書省的請求，“是開天下擅殺之路，害仁政甚大”。忽必烈採納高鳴不能亂開殺戒鎮壓民衆的建議，沒有授予征伐將帥“專戮”特權。
前朝的尚方劍都是象徵意義大於實際意義，那麼大明呢？諸位閣老一回顧，發現尚方劍真正開始“發威”還真就是從大明始。
大明一開始的時候，大將出徵的權力象徵主要是皇帝賜予王命旗牌，不過王命旗牌只能便宜行事，並無專殺之權。
這其實很正常，畢竟中國曆代都有個基本思想叫做“人命關天”。你要問這種思想的表現在哪？在明朝來說，就是如果要處死罪犯，一般是需要皇帝御筆硃批的——賜尚方劍便是給了官員直接殺人的權力，這當然是很大很大的權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