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過，申時行的麻煩不是本章此刻要說的重點，重點是王錫爵此刻的目標對象：漕工——也叫漕軍。
成化七年後的大明，每年徵收漕糧的工作由12萬漕軍來負責，這些漕軍來自運河沿岸的124個衛所，漕軍在工作上聽從漕運總督衙門，但人事關係留在本衛原處。
這個制度一聽就知道肯定有很大的問題，事實也是如此，各級漕運官員剋扣軍餉，奴役士兵情況普遍存在。比方說，如果運輸過程中漕船因氣候原因或擱淺漏水而導致糧餉的減少，則需要由漕軍來承擔百分之四十的責任。
漕軍爲了養活家庭，就通過各種方式賺取收益，結成了一個利益集團，以保障自己的生活。這裏的“各種方式”，甚至包括走私貿易——鹽也是其中之一，甚至還是主要走私品。
你看吧，事情又繞回了淮揚。淮揚是鹽業聚集地，漕軍或說“漕工集團”早就和淮揚大小鹽商們達成了利益共同體，漕軍需要鹽商們供貨，鹽商們也需要漕軍“免稅分銷”。
顯然，在這種制度下，所謂漕軍很快就失去了戰鬥力，變成普通的勞動組織，即所謂漕工。說他們毫無戰鬥力可不是胡亂冤枉，比如正德五年(1510年)，山東一夥反賊將停靠在濟寧港的1552艘船隻洗劫一空，而如此多漕船上的士兵居然毫無作爲，任由反賊取走，哪有半點“兵”樣？
這事件當然震驚了整個朝廷，山東道監察御史質問漕運衙門：“……但軍至數萬，總兵、參將統制，把總、指揮分領，未聞何官以勇死傷者！”這充分暴露了所謂漕軍作爲軍隊而言已經完全是名存實亡，他們徹底由漕軍變成了漕工。
內陸運輸本來就有很大的弊端，一是運河河道窄淺，經常面臨水源不足的問題，尤其是初春暮秋時節，河道乾涸，需要人工引水；二是剛纔說過的，黃河經常決口，所攜帶的泥沙就流入運河中，疏通河道耗費巨大。
因此早在成化二十三年(1487年)，禮部侍郎邱濬便提議重開海運。彼時，他詳細講明瞭海運的優勢：“海運雖漂溺之患，但海舟每艘可載糧1000餘石，相當河舟三倍，省牽卒之勞、駁淺之費、挨次之守。”
邱濬就是《大學衍義補》的作者，高務實當年陪高拱起復來京時就在讀這本書，他認爲邱濬是大明朝難得的經濟學家之一。可惜他說得再有道理，當時朝廷仍然未曾採納，只是嘉獎了他一番，大意是您老辛苦了，但是事情不太好辦，以後再說吧。
到了嘉靖初年，內閣大臣桂萼提出恢復海運，“舟行海洋，不畏深而畏淺，不畏風而憂礁”。此議論一出，很快就遭到了很多官員的反對，尤其是漕運總督衙門直呼祖宗之法不可變。
順便提一句，桂萼纔是真正的“一條鞭法之父”，是他頭一個提出此法的。別的不說，誇桂萼是個“有見識的改革派”想必錯不了。
再之後就是重開海運了。隆慶六年，由時任漕運總督王宗沐、都御史梁夢龍聯名首倡(當然這是在受過暗示之後的動作)，內閣高拱、張居正立刻表示支持，戶部在商議後同意試行海運，於是萬曆元年三月，第一批12萬石糧餉順利抵達天津港。
可是，隨着高務實位晉戶部尚書，這一美好局面很快就面臨危險，甚至在不久之後開始陷入“滅頂之災”的大危機之中。
高務實收攏財權之後新設兩署十三司，對民間走私的打壓也開始變得嚴厲起來——這個“民間”其實主要就是針對鹽商集團。
鹽商集團之所以強大，不僅僅是因爲他們有錢，而是因爲鹽商集團本質上是一個“權錢集團”，是官商勾結的利益集團。
在鹽商的上游是以南直隸爲主的勳貴、文官利益聯盟，下游則是如漕工集團這樣的分銷組織，乃至於還有運河沿線各個地區的地方豪強參與其中。
如此龐大、強大的利益集團，正常來講當然無人敢動，但高務實顯然不在正常範疇。他本身也是官場老手，根本不去管什麼官商勾結，上來直接針對走私進行打擊，精準出手但絕不輕易牽連。
這樣一來，既確保自己的行爲絕對合法，又讓鹽商集團無論上游下游還是他們自己都感受到刻骨的疼痛。鹽商集團利益共同體經過一年多近兩年的忍耐，早就已經忍不住了，對高務實的怨氣直衝霄漢，只欲除之而後快。
除掉高務實，這任務難度至少現在看來肯定過高了，但利用這種憤怒和怨恨搞點大新聞，王錫爵認爲還是辦得到的。
王錫爵本人就是南直隸出身的高官，他堂堂蘇州首富的身家，那可不是家裏種田就種得出來的。就算從自家利益來看，這件事也是非辦不可，何況現在還能一石二鳥，公私兩便。
高務實只是打擊走私，官員、勳貴都不好直接出面說不行。地方豪強雖然整體來看影響力不弱，但聯合起來發聲卻很困難，要搞事也不容易，真鬧點什麼立刻就會被逐個擊破。
惟獨漕工，作爲朝廷的“軍隊”，一旦十幾萬人鬧了起來，加上他們的家人、家族，那就是百萬規模的巨大騷亂，稍有不慎就可能轉變成一場暴動，朝廷絕不可能坐視不管。
那還說什麼？動搖高務實在皇帝心目中的能臣地位、以後方不穩逼迫高務實從前線折返並讓伐元功虧一簣，以此確保高務實不能統一實學派然後在政治上從此穩壓心學派，現在就全看漕工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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