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高務實之所見，五軍都督府的衰落有其必然性，縱然他站在後世人的立場來看，這種衰落趨勢本身也是不可避免的，無非是時間早晚罷了。
秦漢以後的歷朝歷代並沒有嚴格劃分過武將和文官，統治者對大臣最爲看中的其實是文武兼備，例如唐代甚至還有邊帥立功後要入朝爲相的慣例。在這種情況下，明代五軍都督府權力的削弱和兵部地位的崛起，本來是不會出現任何問題的。
宋代以後，爲了防止藩鎮割據局面的出現，纔有了明確的文官和武將的劃分。但是，文官看待戰爭更多的是從政治的角度出發，武將看待戰爭則更多的是從軍事的角度出發。然而在宋代文官的改造下，武將的培養單純強調武勇而輕視謀略。
正是由於出現了這種情況，明代五軍都督府權力的削弱和兵部地位的崛起，就會出現問題了。
像宋代文官那樣從政治的角度看待戰爭的明代文官統領武將們作戰時，往往會出現一種尷尬的現象：武將領兵快速投入戰鬥會被文官指責爲輕敵冒進、好勇嗜殺；武將選擇等待有利時機再出戰，又會被文官指責爲畏敵避戰、養寇自保。
這樣一來，武將就完全成了朝廷的戰爭機器，徹底失去了戰爭中的主動權。而如果統領武將的文官具有良好的軍事素養那還好說，一旦文臣統帥像楊鎬那樣，等待明軍的就只能是薩爾滸那樣的慘敗。
最糟糕的是，在沒有高務實這個穿越者出現的原歷史上，爲了防止武將勢力擡頭，文官們還拒絕一切有助於提高武將地位的建議——即便這些建議的出發點其實是希望提高軍隊戰鬥力。
比如隆、萬時期，戚繼光和俞大猷都曾提出過整訓明軍的計劃，結果其中的建議大半被文官否決(保留了很小一部分治標不治本的措施，如戚繼光在薊鎮輪練各鎮之兵多年)，大明從而錯失了最後一次提升軍隊戰鬥力的良機。
當然更加嚴重的是，五軍都督府的權力削弱和兵部地位的崛起又產生了一個新的問題：文官輕視武將、武將對文官陽奉陰違。這種情況下，文官和武將在戰爭中離心離德就成了一種必然，再配合上大明糟糕透頂的財政制度，結果就是像松錦大戰那樣的慘敗在末期明軍中不斷上演。
正是由於五軍都督府權力的削弱和兵部地位的崛起，明末纔出現了國家軍事形勢由主要領軍文官的軍事素養決定的詭異局面。當盧象升、洪承疇、孫傳庭等軍事素養較高的文官在時，明末的軍事形勢看起來就很好，而當他們先後陣亡或被俘後，明末的軍事形勢就瞬間急轉直下，並最終在不久之後滅亡。
一個國家如果經濟爛透了，政治必然一塌糊塗，於是戰爭也肯定是“費拉不堪”。而如果經濟強大，國家就算在戰爭決策、戰爭指揮中出現很大的問題，最糟糕也無非就像是帶英打出布爾戰爭那種國際笑柄之戰——場面雖然極度難看，但最終它還是能贏的。
這可不能拿“我大清”對列強幾乎每戰必敗來做對比，說韃清經濟總量明明佔優勢爲啥還是會輸呢？
這個不具備可比性的原因在於，以上所說的“經濟”不僅僅是指總量，還指經濟結構的先進程度、經濟能力的轉化和利用率等方面。否則的話，那也不必說韃清後期了，明末時大明的經濟總量也一樣吊打建奴不是？
扯遠了，言歸正傳。總之，國家武力雖然是任何國家存在的必須基礎，但文官政府卻是歷史發展的必然，否則只能出現****，那無論對外還是對內都只會導致災難。這個道理古人很早以前就懂：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安，忘戰必危。
所以，文官集團的權力大於武將集團在本質上沒有問題，李如松這種強行要求和文官平起平坐纔是有問題的。但是，文官直接不把武將當人看肯定是有問題的，權力的壓制有正當性不代表人格壓制也有正當性。
高務實現在面臨的問題在於，既要在權力上確保對李如松的強勢壓制，又不應該讓李如松覺得自己在人格上被侮辱了，這就很考驗手腕。
至於爲什麼這件事很重要？當然是因爲高務實要用這件事給大明的文武之爭立下一個規矩、一個標杆。
後世之人常說“一流企業賣標準”，那麼轉換一下，高務實現在就認爲“一流大臣定規矩”。
一道由高務實親筆寫就的奏報在當日下午被送出，朝京師而去。此奏名曰《題閃電湖之戰告捷兼論文武於國家之當位》，後世則將稱其爲《論文武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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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之前的分章，二十稱廿，三十稱卅，四十稱卌，這我是知道的。今天寫到第五十一分章，忽然愣了，心說五十稱什麼？然後查了一下，似乎五十稱“圩”，但單獨查“圩”字卻又沒有說它有五十這個含義，想了想……沒敢亂用。如果有讀者朋友知道，還請留言指點，感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