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麼，當謠言四起的時候，當政者又是採取什麼措施來治理的呢？就如剛纔王家屏所言，“歷代治謠之法無外乎數種”。
首先便是通過嚴刑峻法打擊製造和散佈謠言者。比如西周厲王時期，厲王找到衛國的巫師去監聽羣衆，如發現有不利言語，則把他們殺掉——這便是王家屏說“防民之口甚於防川”的典故來歷。而秦朝時，秦始皇也曾下令：“有敢偶語詩書者棄市，以古非今，謠言誹謗者族誅。”
不過這種處置剛纔王家屏也評價過了：“最是無用甚至有害的。”
事實上，中國曆朝歷代在社會安定時，對謠言的處置都會稍有放鬆，“廣開言路”成了最通常的做法。
比如漢文帝即位後，對朝政加以整治，就下詔廢除了誹謗妖言罪。他還在詔書中特意解釋，說朝廷設置有進善言的旌幡和議論是非、指責過失的木牌，其作用就是讓進諫者暢所欲言，討論治國平天下的事。
然而現在的法律卻規定議論是非會被當做傳播荒誕不經的言論，並以此治罪，這會使得羣臣無法將心裏的話說出來，皇帝也不知道自己的過失，這是不可取的，因此他要廢除這一條規定。
另外，漢文帝還在詔書中針對百姓解釋說百姓有時互相邀約集結詛咒皇上，官吏認爲這是大逆不道；倘若他還有別的言論，官吏又認爲他在誹謗。然而漢文帝認爲，這只是因爲小民的無知，因爲無知而被判死刑，他認爲這很不可取。
到了詔書末尾，漢文帝還特別強調“自今以來，有犯此者，勿聽治”，即對他們不予治罪。可以說，漢文帝的陵寢連綠林赤眉都不敢去挖，那的確是有原因的。
至於最後王家屏所說治理謠言“最善者，則莫過於‘聽歌謠於路’。”這法子也是漢朝的舊法。
這裏說的其實是通過採納謠言中的民意，來對腐敗進行打擊。據《三國志·魏武帝紀》裴松之注引的《魏書》記載，漢靈帝時期曾下詔“敕三府舉奏州縣政理無效，民爲作謠言者免罷之”，意思是讓三公舉報政績太差以至於使老百姓作歌謠批評的那些官員，並對這些官員予以罷免。
顯然，這就不同於秦朝對待謠言嚴苛的制度，漢朝的做法是絕不能一棒子打死，反而要將其視爲了解社會的一面鏡子。因此在漢代，“舉謠言”就成爲地方官一個重要的職責，朝廷規定官員們需要做到“聽歌謠於路”。
謠言的瘋傳勢必會讓人人心惶惶，使社會動盪，這是母庸置疑的。但是面對這種情況，執政者如果能做到端正言行，冷靜下來了解謠言產出的基礎，然後向百姓認真解釋事情的來龍去脈，則謠言就能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緩解。
比如說漢成帝時期，由於當時經常發生的地震、大水、日食等現象，民間也是謠言四起，但成帝對此沒有嚴厲打擊，反而先做了一番自我反省，然後端正自己的言行，罷斥了一批不作爲的官員，同時改良政治，並派官員巡行天下，向百姓說明情況。
最後結果呢？是在消除謠言的同時，也對社會治理產生了一定的積極作用。這就是非常好的先例，也正因爲漢朝在這方面表現很好，所以王家屏將漢朝“聽歌謠於路”的應對謠言之法作爲“最善者”。
朱翊鈞也沒料到自己這番話居然引來一頓教訓，更壞的是他還不好反駁這頓教訓。他本來是打算先拿出架勢鎮住閣臣們，然後再施以君恩，讓閣臣們服服帖帖接受“今日之事不過是一場意外”的結論，回頭他們出了皇宮便能壓制外廷與民間議論，最終把鄭皇貴妃在此事中可能存在的嫌疑給摘掉。
沒成想，他的計劃雖然看起來沒問題，可惜王家屏根本不喫這套。王家屏這個首輔雖然做得頗有些光桿司令的慘澹，但他的性格卻很強硬——尤其是在“道德治國”這個程朱理學最爲堅持的層面。
這就好比是唱歌，第一句就跑了調，後面還怎麼唱下去？
朱翊鈞心裏大爲光火，卻又一下子找不出補救之法，不禁氣得眼前一陣發黑。
他兩邊太陽穴突突連跳，強壓着火氣再次掃視了衆輔臣一眼，見幾乎所有人都是一臉嚴肅，彷彿現在他這皇帝如果不聽勸，最遲明日一早就要天下大亂了一般，更是讓他氣不打一處來。
不過，既然是“幾乎”，那就是還有例外。朱翊鈞發現，高務實雖然也面色嚴肅，但同時卻眉頭深皺，一臉擔憂地看着的左手。
朱翊鈞這纔想起來，自己左手還抓着一塊布帕，而布帕上有自己方纔擦拭嘴角留下的血跡。
務實是在擔心我啊！真是疾風知勁草，板蕩識誠臣。看來要想解決這次危機，還是隻能想辦法爭取務實的支持……可是，我要怎麼說動他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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