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爲陸王心學其實也是實學出身，至少在其早期，它也是實學這個大體系下的一部分，即所謂的“道德實學”。
或許有人會奇怪，陸王心學走到今天，不是早已經開始虛無主義了嗎怎麼它居然還是一種實學
而且，既然它也是實學的分支，高務實又爲何反而覺得兩者之間的矛盾不可調和了呢
這些問題還真是有些源遠流長，不是一句話能總結清楚的。
在中國學術史上，“心學”是指宋明理學中主張以人的心性作爲宇宙萬物本原的學術流派。
心學發端於儒學內部“思孟”一系的對人主觀能動精神的弘揚，如孟子所說：“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
萬物皆因人而存在，只要是能夠自返本心，依推己及人的“恕道”而行，就是一個道德上的“仁人”。
孟子又說：“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通過自返本心，就可以瞭解人性，通過洞識人性，又可以獲得天理。
當然這裏特別要說明一點，儒學所言之天理，主要就道德修養的終極依據而言，而並非西洋哲學視野中與人的主觀世界相對峙的客觀規律。
陸王心學的“陸”即陸九淵，他繼承了孟子內向型的治學思路，他指出：“是誠之者人之道也，由大化而化則爲聖，而入於不可知之之神，是誠者天之道也。此乃孟子之實學，可漸進而訓至者。”
他認爲孟子盡心、知性、知天的求知理路，完全是爲了突出儒家“忠恕之道”的道德修養“實學”。
所以他也學着孟子的口吻說：“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萬物森然於方寸之間”，“學苟知本，六經皆我註腳。”其目的，都是爲了反對當時的學者只知在書本上鑽研，在名物上考索，卻不知在自家修養上下功夫。
他又說：“古人以義制事，以禮制心，亦用制字，其言多少特達，全無議論辭說蹊逕，蓋古人皆實學，後人未免有辭說之累。”
陸九淵的心學，是爲了反對當時因科舉考試而形成的，將儒家經典當成進身之階，而全不落實於道德修養之實，從而導致社會風氣腐化的不良學風。
同時，陸九淵的心學，也有反對佛、老虛玄之風的傾向，在反對佛老出世主義的虛玄傾向上，心學、理學、氣學是完全一致的。
陸九淵指出：“仁即此心也，此理也，求則得之，得此理也古人自得之，故有其實。言理則是實理，言事則是實事，德則實德，行則實行。”
儒家之理與佛老之理相比，是儒家不追求什麼彼岸，而將主要精力放在了此岸世界的宗常上。對此陸九淵便說：“吾儒之道，乃天下之常道，豈是別有妙道謂之常典，謂之彝倫，蓋天下所共有，斯民之所日用。”
“別有妙道”即指佛老之道，儘管佛老之道在中國封建社會中也具有“陰翊王化”的作用，但是畢竟不能成爲國家的主導文化。
陸九淵說：“此理儒家文化乃宇宙所固有，豈可言無若以爲無，則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矣。”這是從維護封建綱常名教的立場出發。
學習的目的，一定要落實到道德踐履上，否則就是欺世盜名的“虛學”，他曾不止一次地表明，學者應當“明實理，做實事”，“一意實學，不事空言。”
因此朱熹也曾經讚揚陸九淵的治學精神，說：“子靜之門，躬行皆有可觀。”
可見陸九淵時期的心學，是一種典型的“道德實學”，其出發點是爲了糾正魏晉南北朝及隋唐以來，由於佛教、道教的大發展造成的士大夫階層過分關注彼岸世界，輕忽現實倫常的“虛玄”傾向。也是爲了糾正士人只關注儒家聖賢的經籍，忽視個人道德修養的劣習。
說了陸，自然要說王。王陽明是明朝中葉的思想家，與張載、二程、朱熹、陸九淵等創立學說的思想家一樣，他們提出一家之言，都是爲了解決現實的社會問題，並且因爲有一定的實效才能夠在歷史上流傳。如果是主觀主義、脫離實際的學說，早已被歷史發展的大潮淹沒了。
不過，每一個時代的思想家所面臨的歷史課題不同，故他們所反對、所提倡的學說性質也不盡相同。
王陽明所面對的歷史問題是：朱熹的理學已經被欽定爲官方哲學，是對儒家經典的權威解釋，是國家科舉考試的標準教材。
衆所周知，在中國的封建制度下，每一個學者都會面對這樣一種歷史的悲劇：他的學說如果不被官方接受，就不可能在社會上廣泛傳播，從而產生實際的影響；而他的學說一旦被官方接受，則立即凝固、僵化、喪失面對不斷髮展的生活現實，以及不斷調整、改造、發展的生命力。
這是政治意識形態相對穩定的特性，與學術思想不斷變化的性質的內在矛盾決定，朱熹的理學也是如此。
王陽明的青年時代與那個時期大多數學子一樣，也是篤信程朱理學的，“遍求考亭遺書讀之。”但是，循着朱熹“格物致知”的思路，王陽明在“竹子”上並沒有格出天理，從此他轉向陸九淵的心學。
他說：“乃知天下之物，本無可格者。其格物之功，只在身心上做。”
王陽明繼承了孟子“萬物皆備於我”，陸九淵“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的心學傳統，將人的主體意識與萬物聯繫起來，認爲格物不是格外部的客觀事物，而是格人心中的萬物影像。
所以他又說：“身之主宰便是心，心之所發便是意，意之本體便是知，意之所在便是物。如意在於事親，即事親便是一物。意在於事君，即事君便是一物。意在於仁民愛物，即仁民愛物便是一物。意在於視聽言動，即視聽言動便是一物。所以某說無心外之理，無心外之物。”
由此，王陽明得出了“心外無物”，“心外無理”的結論。
關於王陽明與朱熹學理上的關係，後世國內外的學者研究甚多，此處不多贅述。總之，王陽明走上反對程朱理學的道路，除了學理上的原因，更多的還有現實考慮，就是由於程朱理學成爲官方哲學、科舉教材以後，日益走上了凝固、僵化之路。
他批評當時的社會風氣說：“從冊子上鑽研，名物上考索，形跡上比擬。知識愈廣而人慾愈滋，才力愈多而天理愈蔽。”